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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解码中国式现代化******

　　中新社北京12月18日电题：解码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孙晓波佟西中

　　中共二十大报告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下一阶段中心任务，并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受访学者认为，中共以此表明将走出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拓展了现代化新路径，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

　　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

　　根据目前学界较流行的观点，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发展变迁过程。以现代化创造出远远超越传统社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性所在。

　　具体到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看来，这是中国实际情况与现代化普遍规律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找到的一条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是路径同时也是目标。

　　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被学界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五个重要特征”。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据2022年相关人口资料，中国人口(约14.13亿)约占世界总人口18%，大致相当于10个俄罗斯(1.45亿)，3个欧盟(4.468亿)，4个美国(3.32亿)。

　　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未有如此巨大人口体量的国家进入现代化。迄今为止，世界上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不超过30个，总人口不超过10亿人。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委员张连起说，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要整体迈进现代化，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

2022年10月1日，民众在上海外滩滨江步道上一边跑步、一边挥舞国旗，欢度国庆假期。殷立勤摄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重要特征。富裕是各国现代化追求的目标，但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向记者表示，中国式现代化也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共同富裕必然是内在特征，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他说，相比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明显，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追求共同富裕。

　　分析认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特征，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

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多颇章乡嘎东团结新村易地搬迁安置点，技术人员为从海拔4300多米搬迁下来的群众检查夜间照明设施。宋卫星摄

　　中国式现代化还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竹立家表示，对比西方一些国家依靠侵略、殖民、掠夺、剥削积累的原始资本实现现代化，中国选择的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世界历史表明，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走的是暴力掠夺殖民地的道路，是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的现代化。而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从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

北京长安街沿线2022国庆主题诸花坛中的“命运共同体”花坛，以地球、和平鸽、飘带为主景，寓意深化全球发展合作，共创共享和平繁荣美好未来。赵文宇摄

　　此外，中国式现代化还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竹立家看来，这些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的图景。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还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9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所长王虎学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两个坚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基本特质的规定”。他说，从价值导向看，也是人民至上、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张连起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形成了系统协调的现代文明新形态。

　　他说，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现代化所遵循的生产力发展单纯服从于资本的逻辑，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在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看来，二十大报告相关内容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质，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

　　叶小文指出，长久以来，因占据现代化发展早期红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了现代化话语权，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甚至认为现代化只能在西方文化土壤中发生。他说，“中国共产党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逻辑的超越，重写了世界现代化理论。”

　　一以贯之的现代化追求

　　回顾历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寻路现代化就是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起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新中国成立后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到改革开放后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到现在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贺新元向记者表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已经越来越丰富，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贺新元看来，这一论断是路径和目标的合二为一，将民族复兴和现代化融为了一体。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作为后发者的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一路追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跃升，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

　　2021年7月1日，即中共建党百年之际，中共正式宣告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二十大开始，中心任务变成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21年7月，即将毕业的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前以建党百年庆祝大会景观为背景拍照留念。陈晓根摄

　　王虎学向记者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且是唯一正确的必由之路，“这是在不断的探索、实践、斗争、革命、建设过程中一步步走出来的，是经过实践检验，且走得通的”。

　　竹立家表示，从现代化的理论上看，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理论是需要实践支撑，并由实践检验。中国已经用发展事实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行之有效的。

　　在鄢一龙看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者实际上是一体的，但内涵角度各有侧重，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路径。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历史使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路径。“民族复兴与现代化强国某种意义上可以画等号，现代化强国建成之日就是民族复兴之时。”他说。

　　那么，如何完成中心任务，实现百年奋斗目标，达成历史使命？二十大报告也给出了明确答案。

　　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选择

　　纵观人类发展史和现代化历程，人类社会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具有多样性。分析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也不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游客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游玩。蒋启明摄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在发展路径上区别明显。习近平曾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表示，“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陶文昭表示，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理论也是如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打破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迷信，开辟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现代化本身定义就是开放的，没有标准化的现代化模式。在王虎学看来，现代化代表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怎么实现现代化，道路千条万条。他说，在现代化之路上，过去西方走在前面，所以话语被西方垄断，一度有人以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但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新路。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江雨说：“北京以高层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表明中国要光明正大、毫不含蓄地选择自己的路径。”

　　鄢一龙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属于中国，同样属于世界，它开辟了非西方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的新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拓展了现代化新路径，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完)

民众在重庆广阳岛一处露营地搭起帐篷，享受夏日傍晚的惬意。何蓬磊摄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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